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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分配制度是經濟、社會發展中一項帶有根本性、基礎性的制度安排。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居民收入在普遍增長的同時，城鄉之間、省市之間、行業之間的收入差現不斷擴大。由于收入分配關系不盡合理，收入分配結構調整進展遲緩，收入差距被不正常拉大。過大的收入差距不僅導致社會成員之間、不同階層之間，難以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，而且還會威脅社會穩定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。　　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，2015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.462，繼續了自2009年以來的下行趨勢，但仍高于國際警戒線0.40。中國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，2003年為0.479，2004年為0.473，2005年為0.485，2006年為0.487，2007年為0.484，　　2008年為0.491。此后逐步回落，2009年為0.490，2010年為0.481，2011年為0.477，　　2012年為0.474，2013年為0.473，2014年為0.469。 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，迫使我們必須多措并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。面對日益復雜多變的內外環境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戰略選擇及政策制定上絕不能顧此失彼，要綜合利用國家治理體系，在“提低、擴中、控高”的策略指導下，更多地在具體的相關制度設計與建設上做好功課，注重保持政策行動中的公平與效率統一。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，收入差距懸殊直接影響國內消費，造成內需不足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失衡，而以過度投資的方式擴大內需又導致產能過剩和其他無效投資，影響經濟發展。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，經濟增長會持續乏力，最終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。因此，只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，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　　完善制度建設，避免人為拉大社會收入差距，限制公權力，建立財產監測與公布制度，杜絕腐敗，消除非法、灰色收入。　　貪污腐敗和灰色收入是當前擾亂收入分配秩序、擴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。　　腐敗一方面畸高地增加了城鎮高收入戶居民的收入，另一方面則減少了其他收入組居民的收入，使居民收入扭曲，收入差距被不正常拉大。為此，必須要加大反腐力度，堵塞制度漏洞，限制公權力對經濟的干預，實行政務公開；轉變政府職能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、決定性作用，消除雙軌制租金，減少腐敗機會；建立官員收入和財產的監測機制與公布制度，使官員不能腐，不敢腐。　　對禮金、紅包、出場費、好處費以及各種名目的所謂福利等灰色收入，應該加大規范力度。要清理整頓政府機關的津貼補貼，規范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外收入、非貨幣性福利等；繼續開展“小金庫”治理工作，并逐步向社會團體、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延伸；加大對資金使用的監管力度，加快建立收入信息的監測系統，切斷產生灰色收入、非法收入的渠道。國內外的經驗證明，公開透明的收入制度是遏制尋租現象泛濫的有效手段。只有深刻認識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基礎性和誘發性，才能真正使這項“牽一發而動全身”的改革取得成功。　　避免政策短板，導致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受到人為壓制。　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，隨著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，經濟的增長更加依賴于資本投入，要素分配也向資本傾斜，導致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斷下降，“強資本弱勞動”趨勢不斷強化。　　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培林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、研究員張翼通過研究發現，2002年-2012年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54.1%下降至45.6%（美國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則為70%左右，其他市場經濟較成熟的國家為54%-65%）。經濟學的主流觀點認為，政府收支規模過大會對民間消費和投資產生“擠出效應”；而對資本投入份額的過度強調，則會使勞動報酬所占份額下降。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比例以及政府收入與民間收入比例失調、分配不公、收入差距過大會降低社會總福利指數和幸福指數、抑制總需求和經濟增長、破壞勞動力再生產、影響社會和諧穩定。　　注重在動態發展中，監測政策實施效果，發現問題及時預警，并適時做出調整。　　自2002年以來，中國城鄉收入比一直在3:1以上，是世界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。根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課題組的研究，工資性收入、轉移性收入、財產性收入起著拉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，而經營性收入對城鄉收入差距則有縮小作用。比如，農村土地流轉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，利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。與此同時，最低工資制度的有力推行，使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保持較高的增長率。對農村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源自以基礎設施為主的投資推動，而以投資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，這無疑也使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的未來增長存在變數。　　健全國資收益分享機制　　規范國企分配秩序　　長期以來，由于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未能真正建立起來，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的比例不僅遠遠低于國際一般水平，而且上繳利潤也多在國企系統內部封閉運行，社會其他成員基本無緣參與國有資產收益的分享。　　如何規范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機制?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看來，有兩個最為重要的機制當在優先解決之列：一是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，二是規范國有企業分配秩序。　　應盡快采取措施，將所有國有企業納入上繳利潤范圍，并大幅提高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比例，是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當然之舉。與此同時，要最大限度引入競爭機制，減少壟斷，創造公平競爭環境。要加強對企業職工收入分配的監督，嚴格實行工資總額控制制度，確立高管人員與普通職工收入間的合理比例，實現“薪酬水平適當、結構合理、管理規范、監督有效，對不合理的偏高、過高收入進行調整”。　　構建激勵與約束并重的　　公務員薪酬體系　　目前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存在收入分配秩序混亂，工資結構不合理，基本工資比重低（約為工資收入的30%），津貼補貼部分比重高（約占工資收入的70%），公務員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未能建立，向基層傾斜不夠等突出問題。從全國來看，不同地區同一級別的公務員收入差別過大；同一地區，不同部門的公務員收入差距也非常大；工資外收入不規范，獎金、津貼名目繁多。　　理順公務員工資制度，要在上調基本工資標準的同時，下調津貼補貼標準，推動公務員各項福利（住房、醫療、養老、采暖等）貨幣化、顯性化。同時，建立健全職務與職級并行的工資制度，健全宏觀調控機制，將公務員全部收入納入國家監管范圍，及時糾正各種違反國家規定的分配行為。　　公務員工資制度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，還需相關配套改革的推進。從長遠發展看，要徹底轉變政府職能、精簡人員、大力建設服務型政府；推進公務員薪酬陽光化管理，進行電子賬務監督與財產收入公示制度。明確公務員工資的決定機制，即公務員工資調整須采取何種程序、由誰批準。目前公務員工資是否調整，是由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依據調查比較結果自行決策。出于對行政有效監督的考慮，未來全國人大宜考慮收回該項授權，交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。　　在再分配領域中　　加強政府主導　　在再分配領域，加強政府主導。要以提高居民收入為重點，加快完善財稅制度，逐步扭轉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、政府支出偏重生產投資的發展模式，避免財政收入增長擠壓居民收入的增長空間，解決政府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不足的問題。　　提升社會保障體系的統一性與統籌層次。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之間存在巨大差異，城鎮社會成員社會保障制度不平等，改革的滯后性導致城鎮機關、事業單位與企業社會保障待遇的差距，加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，進而拉大了收入差距。為使社會保障體系更好地發揮轉移支付應有的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，還要加大力度提升社會保障體系的統一性和統籌層次。　　2013年2月出臺的《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》明確提出“城鄉居民收入實現倍增。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，力爭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更快一些，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。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。城鄉、區域和居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的問題得到有效緩解，扶貧對象大幅減少，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，‘橄欖型’分配結構逐步形成。收入分配秩序明顯改善。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護，過高收入得到合理調節，隱性收入得到有效規范，非法收入予以堅決取締。收入分配格局趨于合理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、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，社會保障和就業等民生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明顯提升。”的整體要求和目標任務，為深化我國“十二五”時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明確了任務、指明了路徑。　　展望“十三五”，我國將堅定不移地按照“四個全面”戰略部署，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。只有全面把握改革的重點、關鍵和保障，精準發力，毫不動搖地推進改革，才能真正實現發展依靠人民、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扎實基礎。

回答者：冀豫2017-03-23 00:00